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
吸取2008年的“4万亿”教训是正确的，但必须正确吸取教训。而错误认识“4万亿”的教训，会令我们应对当下的“全球疫情危机”畏首畏尾，而错失重大历史机遇。面对越来越快的国家病员激增、封国断路，越来越多的城市街巷静谧、商业萧条，越来越重的国家经济停摆、市场萎缩，我们没有理由犹豫、没有理由侥幸，而需要向抗击疫情一样，当机立断地采取有效措施，让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一个从疫情中站立起来的国家。这不只是为了有效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，同时也是为世界树立典范，强化世界人民战胜疫情的决心。
如何看待“4万亿”政策？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客观评价。
2007年之前的若干年，中国经济“过热”实际是外需过热，美国金融机构帮助底层民众从房地产涨价中套取现金并用于消费，而他们所需的大量中低端消费品很多又来自中国，从而推动中国投资、外贸暴涨。此外，全球资源价格被“炒上天”，原油价格创出146美元一桶的历史高点，以致中国CPI高涨。怎么办？中国不断加大货币紧缩力度，但没有抑制外需，却严厉打压了内需，甚至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出现明显信号，中国依然极度紧缩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先生最近公开表示，自己曾三次犯错，其中之一就是明明已经看到美国金融危机，但自己依然主张紧缩。
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？我们想说，因外需过热而不断紧缩，长此以往，中国内需严重不足。这时发生全球金融危机，外需突然归零，中国经济就会断崖式下跌，内需严重不足的境况被表露无余。怎么办？补足内需。这就是当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突然转向，4万亿投资政策仓促出台的历史背景。
那为什么会出现之后“10亿信贷增长”？因为金融危机前，中国一方面允许外资任意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，推高房价；另一面用各种紧缩的宏观经济手段压制房价。结果外资因金融危机撤出，房地产市场流动性枯竭，各大城市土地流拍，地方政府财政吃紧。而就在这个当口，“4万亿”政策来了，地方政府报项目却拿不出配套资金，最后依托“平台贷”充当政府投资的资本金，以致当年信贷暴增至10万亿元。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看到，中央出台政策，严厉限制了外资在中国重要城市购买房产。
这样一段历史的确给中国经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但这是“4万亿”的错吗？依笔者看，第一，放任外资（大量是境外金融机构发售的“中国房地产投资基金”）在中国各大城市购房是错误的；第二，把“外需过热”当成“内需过热”去治理，严重压抑了中国经济内需，这是错误的；第三，2010年刺激政策突然退出，财政过热不去治理、还要确保，而货币却转向紧缩，以致民营资本流动性枯竭，中国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，这显然是错误的。余永定先生也大胆地承认：2010年自己主张退出为时过早，这也是他本人三次错误主张之一。
可见，“4万亿”后遗症，绝非发源于“4万亿”政策，而是历史错误未获有效纠正的结果。我极其钦佩余永定先生的勇气，他敢于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过往的错误主张，尊重历史是延续了历史，而不是为了掩饰去隔断历史，这才是中国经济学界真正的希望。
现在，我们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，如何判断、如何抉择、如何着力、如何力度都需要我们尽快拿出方案。我们已经针对自身经济战疫需求给出了一些措施，但那毕竟是临时性措施，而“全球疫情危机”即将带给世界的重大变化，绝不是只有“临时性措施”就告万事大吉的，它需要更为充分、更为长远、更为坚实的根本性措施，让摆在中国面前的机会真正成为机会，让中国更加长远的发展战略得以更好地实现。
摆在中国面前的机会到底是什么？全力启动内需政策，让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全球资本、尤其是股权资本提供良好的利润预期，让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，并借助资本的聚集效应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。
编辑：周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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