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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政策不能被“4万亿”所困——必须充分估计“全球疫情危机”的严重性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

吸取2008年的“4万亿”教训是正确的,但必须正确吸取教训。而错误认识“4万亿”的教训,会令我们应对当下的“全球疫情危机”畏首畏尾,而错失重大历史机遇。面对越来越快的国家病员激增、封国断路,越来越多的城市街巷静谧、商业萧条,越来越重的国家经济停摆、市场萎缩,我们没有理由犹豫、没有理由侥幸,而需要向抗击疫情一样,当机立断地采取有效措施,让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一个从疫情中站立起来的国家。这不只是为了有效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,同时也是为世界树立典范,强化世界人民战胜疫情的决心。

如何看待“4万亿”政策?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客观评价。

2007年之前的若干年,中国经济“过热”实际是外需过热,美国金融机构帮助底层民众从房地产涨价中套取现金并用于消费,而他们所需的大量中低端消费品很多又来自中国,从而推动中国投资、外贸暴涨。此外,全球资源价格被“炒上天”,原油价格创出146美元一桶的历史高点,以致中国CPI高涨。怎么办?中国不断加大货币紧缩力度,但没有抑制外需,却严厉打压了内需,甚至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出现明显信号,中国依然极度紧缩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先生最近公开表示,自己曾三次犯错,其中之一就是明明已经看到美国金融危机,但自己依然主张紧缩。

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?我们想说,因外需过热而不断紧缩,长此以往,中国内需严重不足。这时发生全球金融危机,外需突然归零,中国经济就会断崖式下跌,内需严重不足的境况被表露无余。怎么办?补足内需。这就是当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突然转向,4万亿投资政策仓促出台的历史背景。

那为什么会出现之后“10亿信贷增长”?因为金融危机前,中国一方面允许外资任意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,推高房价;另一面用各种紧缩的宏观经济手段压制房价。结果外资因金融危机撤出,房地产市场流动性枯竭,各大城市土地流拍,地方政府财政吃紧。而就在这个当口,“4万亿”政策来了,地方政府报项目却拿不出配套资金,最后依托“平台贷”充当政府投资的资本金,以致当年信贷暴增至10万亿元。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看到,中央出台政策,严厉限制了外资在中国重要城市购买房产。

这样一段历史的确给中国经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,但这是“4万亿”的错吗?依笔者看,第一,放任外资(大量是境外金融机构发售的“中国房地产投资基金”)在中国各大城市购房是错误的;第二,把“外需过热”当成“内需过热”去治理,严重压抑了中国经济内需,这是错误的;第三,2010年刺激政策突然退出,财政过热不去治理、还要确保,而货币却转向紧缩,以致民营资本流动性枯竭,中国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,这显然是错误的。余永定先生也大胆地承认:2010年自己主张退出为时过早,这也是他本人三次错误主张之一。

可见,“4万亿”后遗症,绝非发源于“4万亿”政策,而是历史错误未获有效纠正的结果。我极其钦佩余永定先生的勇气,他敢于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过往的错误主张,尊重历史是延续了历史,而不是为了掩饰去隔断历史,这才是中国经济学界真正的希望。

现在,我们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,如何判断、如何抉择、如何着力、如何力度都需要我们尽快拿出方案。我们已经针对自身经济战疫需求给出了一些措施,但那毕竟是临时性措施,而“全球疫情危机”即将带给世界的重大变化,绝不是只有“临时性措施”就告万事大吉的,它需要更为充分、更为长远、更为坚实的根本性措施,让摆在中国面前的机会真正成为机会,让中国更加长远的发展战略得以更好地实现。

摆在中国面前的机会到底是什么?全力启动内需政策,让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全球资本、尤其是股权资本提供良好的利润预期,让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,并借助资本的聚集效应,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。

编辑:周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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